数字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随着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平台、政务APP、智能终端等治理工具被广泛运用于基层治理中，治理的精度和效能不断提升。具体来说，在政务服务方面，“全国一体化平台”上线运行，统一电子证照库、数据共享枢纽等内容建设极大降低了基层政府的数据采集负担，“数据直达基层”“一表通”等改革创新更是直击基层治理中的工作痛点，为数字技术驱动治理创新提供了典型示范。在“一网统管”领域，“党建+网格+大数据”已然成为基层治理的主流模式。“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数字技术打通了基层治理中的信息壁垒，推动治理方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从分散粗放向整体智治转变。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技术认知、评价设置、组织协同、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本应发挥赋能作用的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突出表现在工作中的“数字景观化”“痕迹主义”，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数字疲惫感”增强等诸多方面。“数字景观化”与数字转型中的技术认知相关联，客观上表现为过度追新、追热。以技术叙事取代用户和价值叙事，盲目跟风，投入重金建设数字大屏、智慧大屏，而对实用性、可用性关注不足，最终将数字系统转变为专供检查和参观的“盆景工程”和“面子工程”。“痕迹主义”则与过程性指标以排名、竞争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有关。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数据记录方面的独特优势，为绩效测量提供了一种过程可见的指标。新指标开发有助于加强纵向监督管理，但是对过程性指标的过度关注，也容易引发对结果数据的目标置换和过程留痕行为，挤占基层治理中的有限注意力资源。“数字疲惫感”反映的则是数字转型背景下基层工作人员在生理、心理、价值认知等方面的一种状态。它并非源于工作人员对技术本身的排斥，而是与数字化对基层自由裁量削弱，以及基层工作人员的“责权利”失衡相关联。数字技术带来的管理精细化提升以治理任务微型化和数据采集全量化为前提，而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一直面临财政、人才等方面的资源制约。任务刚性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使行政负担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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